我在波兰“播种”“寻宝”（语文摆渡人）

去年9月，我从北京抵达波兰的格但斯克市，开始担任格但斯克大学孔子学院的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。几周前，我完成了在孔院的最后一堂《HSK标准教程》课程，离开教室时心中充满不舍。

在波兰近一年的时间里，我的工作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：一方面，我在讲台上担当中文和中华文化的推广者；另一方面，在课余时间，我化身为海外中文古籍的探寻者。

我在孔院承担着《HSK标准教程》的常规教学任务，并积极拓展新的教学模式，首次开设了太极拳和太极扇课程。这些课程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，太极课迅速成为孔院的一张亮丽名片。

在当地的高中教学点，我设计了“中文+太极”的连堂课程。课程前半部分侧重“静”，教授汉字和词汇；后半部分则强调“动”，让学生通过身体感知中国文化。学生们在练习太极拳的同时，记住了“起势”、“云手”、“收势”等动作名称，并将课堂上学到的中文指令和哲学概念融会贯通到拳法之中。这种即学即用的方式让学生们觉得学习过程轻松愉快。

太极课的学员年龄跨度很大，既有75岁的长者，也有20岁出头的学生。年长的退休教授和年轻学生一同练习，动作或许不够标准，但神情都十分专注。太极拳的魅力在于其普适性，不设门槛，人人都能从中获益。一位当地高中教师反馈说，练习太极拳后感觉膝盖状况有所改善，这印证了太极拳不仅是一种拳法，更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。

在课堂教学之余，我还参与了中华文化传播工作坊的组织。从书法、国画的笔墨韵味，到剪纸的精巧艺术，再到踢毽子的欢声笑语和京剧的悠扬唱腔，每一次体验式工作坊都成为了一次面对面的跨文化交流。看到波兰朋友们握着毛笔写下第一个“永”字时的专注，剪出窗花时的惊喜，以及第一次踢毽子时的笨拙，都让我深切体会到，文化传播并非空泛的概念，而是发生在每一次具体的互动之中。

如果说教学和工作坊是在当下播撒文化的种子，那么寻找海外汉籍则是一次对历史的深入挖掘。这个想法并非偶然。我在本科期间就曾参与古籍回归和整理工作，对流散在海外的中文文献一直十分关注。来到格但斯克后，我想到这座拥有悠久贸易历史的港口城市，其图书馆内是否会收藏有中国古籍。

我利用业余时间联系了格但斯克的多家图书馆，询问是否有中文藏书。大多数馆员对此感到意外。经过一番周折，波兰科学院格但斯克图书馆传来消息，称在1945年以前就已收藏一批中文书籍。然而，当时的图书管理员并不懂中文，只能凭猜测为书籍拟定德文“自创”书名并进行非正式编目。进入珍藏馆需要专门申请，我与馆方反复沟通并说明研究目的后，最终获得了入馆调研的许可。

在位于瓦沃瓦街15号的珍藏馆，我看到了民国时期出版的一批中文古籍，包括《青年修养录》（四册）、《诗韵合璧》（五册）、《官话字母》、《诗法入门》（两册）以及《诸子百家精华》（三册）等。这些书籍静静地陈列在波罗的海之畔的书架上，不知已等待了多少年。由于无人能够识别汉字，许多书籍的标签被贴反了，因为中文古籍是从右往左翻阅，这与西文书籍的阅读方向相反，而馆方对此并不了解。多年来，这些书籍未能得到妥善的整理和保护。

在查阅藏书记录时，我发现所有这些古籍都来自于同一位捐赠者——“赵先生”。他究竟是谁？为何来到格但斯克？又为何将这批书籍留在此地？这些问题至今仍是未解之谜。不过，我现在已经与馆方预约了进一步的资料查阅，希望能顺着线索，发掘这位赵先生与早期汉籍收藏的故事，为海外中国古籍的保护和汉学研究贡献一份力量。

站在珍藏馆里，抚摸着这些泛黄的书页，我常常想起在太极课上与波兰学员一同收势的场景。前者是通过身体感知当下的中国文化，后者是用双手触摸过去的中华文明。两者看似不相关，却有着共同的意义：为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一座相互理解的桥梁。

“播种”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当下的中国，“寻宝”是为了让那些散落在海外的中华文化印记不再被遗忘。在格但斯克的这段志愿者时光里，我一直在努力前行。